“你怎么不早说呢？”

除了每天的看和抄，他们也进了故宫，登了长城，游了颐和园。在这些场合，他们没有以红卫兵的身份什么造反动作，而纯粹以参观旅游者的身份现，观赏所能观赏到的文古迹，体察一下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那时这些公园里一切说明、介绍等文字材料都已作为四旧扫除了。幸好陈一弘是他们三人之中博学多才的一个，他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尽情地向两位女伴作了解释，使她们得到了在课堂里得不到的知识和享受。

她说着便从衣袋里取学生证递给那个姓王的审理者。他随便地瞄了一，提起笔便在那张单据上唰唰地签了字，钱粮如数借给。

“对，居心何在？是破坏！”

只有两位女性铁了心跟着陈一弘，在她们的心目中陈一弘的精神“领袖”地位和形象始终未变。再说两个单身女门，也总得有一个男性作伴呀，她们选中了陈一弘。

如此这般地又过了两年，轮到冯菲和沈琳分了。两人都来了三江市，沈琳被分到市立二中教书。奇特的是冯菲，好像是“月下老人”在暗中安排，她竟然从三江市被分到了尚文县，县里又将她分到陈一弘所在的田坝区，她是财经系的，便分到中国人民银行尚文县田坝区营业所。

层层往下分的结果，他最后来到了他的家乡三江市所属的尚文县田坝区当了区委的宣传干事。他心甘情愿，过起了与大城市隔绝的半隐居生活。他是个孤儿，无亲无威，但和冯菲、沈琳依然时有书信往来。却都是一般性的联系，他从笔迹上可以识别，有时是冯菲撰文，沈琳签名；有时又反过来成了沈琳执笔冯菲签名。他自己则依旧执行“等距离外交”，一信两名按年龄大小排名，冯菲在先沈琳在后。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那难忘的一个多月旅程中，二位女性对她们的精神领袖由好、崇敬进而产生了特殊的情。互相都看来了却又都藏不露，若有若无。“三角”恋爱吗？从来没有世俗的那争风吃醋的表现。作为矛盾一方的陈一弘更难看其倾向，似乎对两位女友都保持着“等距离”的外交。

有了这两件武：公章和沈琳的学生证，他们便一路畅通到了北京。

正站立在冯菲身后的沈琳一听，兴地叫道：

他们来晚了，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都已过去。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的天下，到处一片混。在一片混中从万里之遥来到首都的七个青年逐渐分化了。首先是两个男青年离队伍而去，不知所之。接着又有两个男青年离队走，声称要自己去大海中学会游泳，不再受陈一弘的“家长式统治”。

其实等距离是表象只体现在行为上。内心呢？他的情天平明显地偏向沈琳一边的。这偏向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两个女性中冯菲泼辣、坦率，处事麻利、果断。无论对事业型或政治型的男人来说，都会成为理想的好内助；沈琳则相反，女性十足，内向温存，一个男人在挑选女伴时，一般的取向大概无视对他的事业是否有助；而是要选择一个真正的“女人”。陈一弘自然也不例外。

度很快就要扫进垃圾堆了。你还制度、制度！告诉你粮钱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号召我们来串联闹革命，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处处刁难，居心何在？”

“是呀，哪怕有一张学生证也好。”

接受初战的经验教训，他们在汉街上用刚从接待站借来的钱刻了一枚战斗队的公章。

七个年轻人在街上腾跃，特别是对两位女生给予了度评价，说是她们解决了大家的民生问题，应当计大功。

看闹大了，坐在审理桌旁边一张桌上，也许是见条发钱发粮票的几个人便一齐来打圆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笑容可掬地说：

陈一弘也无可奈何，须知在那气候下，全国除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是再没有权威的了，何况他陈一弘算老几？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们去吧。

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陈一弘完全没有料到，至于冯菲是否也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有一传闻，说

可以说在那段难忘的时间里，他们三人在过着两重性的生活。一方面是红卫兵、造反者、天兵天将；另一方面则是普通意识上的人，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具有七情六欲的青年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之间结下了厚的情谊，或者用当时红卫兵的流行语来说便是“亲密的战友情谊”。直到回校“复课闹革命”之后，他们依然来往不断。

她将“居心何在”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那潜台词令听者思和颤抖。这时周围的几个人便乘机而上，给冯菲助威，除陈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齐吼道：

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陈一弘本来就比两位女生两个年级，“复课闹革命”后紧接着又是工人阶级进驻。闹腾了将近一年，他便终于分了。

“请小将们理解，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事情总是要解决，哪有让毛主席的客人饿肚的道理。是不是灵活一，只要有学生证就行，你们几位中哪怕有一个人带了学生证也行呀，对不对老王？”

为什么要抄还加装订，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算是一下意识的行动吧。吃了粮借了钱总是要付一定劳动的，不如此于心不安。抄了，整理成册了，吃起每天三顿皇粮，起借来的人民币，像职工每月领工资一样，心安理得了。

她说着回看看审理者，被称作老王的审理者便也乘机下台，连忙附和：

本来他们也可以学习各省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将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抄及时寄回自己的什么司令、指挥去，一来是交了差没有白来首都，二来是为自己的组织提供信息，增其战斗力。然而，他们三人无法照搬，他们在自己的那个省城里和学校里无所归属是光杆司令。

在首都的十多天时间里，他们三人住在西城区的一个接待站里，早晚归，形影不离。他们可干和能干的事屈指可数：一是到北大、清华等几个权威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二是到天安门广场抄各派动向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最新指示。白天抄回来，晚上则由二位女将整理装订成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