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回避，即对于日本送来的国书，隋唐两朝的礼官员会对其中“天皇”这两个汉字视而不见，就当自己没有看到，在写给日本的国书里，也决不会用到这个词，而是以国王（武则天对于当时的日本女天皇的称呼则为女皇，算是最客气的了，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女人为君不容易。）之类的称呼代替，由于日方在隋唐时期奉行开海通商的政策，同时也需要派人到中国学习先的科技文化，必须与中国建立外关系，所以对于中国官员的这小把戏就也采取了装糊涂的对策，结果便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两国政府暗怀对对方烈的不满营造一副中日友好的假象。

但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大宋航海与造船技术的突飞猛，使得中日航线安全了许多，中日之间的民间日益频繁，所以官方的往来变得不那么必要；再加上此时的日本又不再重视海外贸易，甚至开始禁止国民海，而宋朝的中国不似隋唐那样胡风盛行，对lun理德看得更重，为了避免尴尬，就脆不与日本行官方的联系，直到赵旉掌权以后才跟日本正式建。

给大宋也没有关系，反正那又不是日本的心领土，连人也不超过百万（不算其他国家的一代移民），远不能与方圆三千里的丽半岛相比。

而冷理，则是指中国官方一直不主动去了解日本，也不鼓励臣民去了解日本。虽然这“鸵鸟政策”看似十分可笑，但确实有效地蒙蔽了绝大多数的中国百姓，以致于历史上后来日本幕府统治时期以后，中国人几乎都以为幕府就是日本的国王，自然更不知就在他们天朝的附近，这个小国几百年来从未向中国称臣。这样朝廷的面便能维持，百姓也能继续由于“天朝上国”的虚荣心而更加任劳任怨（政府令百姓赶到面上有光的话，百姓对苛政的忍受能力也会更一些。）…

日本的臣服在大宋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虽然历朝以来的官吏士人都以有镜看待周边的“蛮夷小”对外国普遍并不怎么关注，甚至谈不上什么了解（唐朝都城里那么多官吏士，渤海国这个邻国的文字，居然就李白一个人会。）。但日本这么一个边的小国，却始终持独立自主，即使白江之战惨败于唐军之手以后，他们也只是不断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却还是死活不肯低，甚至还以“天皇”这个无比狂妄的名词为他们这个小国的“土王”冠名，照中国大一统以来的传统lun理德观念，这绝对称得上是悖逆至极了。但由于航海与造船技术不行，即使是在盛的隋唐时期，中国依然无力对日本行实质的惩罚，更不要说是一直被北方敌压迫得不过气来的宋代了。所以对日本这“不臣”姿态十分不满的中国历朝统治者们便只能以自欺欺人的方法理对日本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回避与冷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