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遗下一摞日记，1958年是单独的、厚厚的一本，几乎每天没有间断，里面充满许多我家的琐事细节。我找来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是“天大的一事”她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之极的母亲，但她那平凡中又蕴着许多耐人寻味之。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她不欣喜若狂吗？

1959年，我在考时失利。后来证实，那并非是我没有考好，而是另有缘故，那里面包括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且不去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录取，勉勉地去报了到。

我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上保持和上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步，家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我很快地早熟，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胀起来——我好文学，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个“文学青年”只应尝试着给报刊的“新苗”一类栏目投习作，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给一些很档的报刊寄起稿件来。不消说，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在1958年，我16岁上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别样的

，她也是很舍不得给的。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红果条、关东糖…之类的零，她虽不至于没收，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德开始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母亲在“饲养”我饭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认为是对我的“惯”和“溺”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我家厨房里飘的气味，以及母亲经常在厨房外晾晒自制腊，等等形迹，固然很容易引起人们注意，而各家的邮件，特别是所订的报刊，都需要从传达室过，如果成为一个邮件大，当然就更难逃脱人们的关注与议论。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所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上小学和初中时，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上中时，则是《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译文》、《大众电影》、《戏剧报》…乃至于《收获》与《读书》。那样多的报刊，是要很大一笔钱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一个幺儿这么多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啊！这个好，尽着他吧！”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他们哪里知，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上的投资，还有我上中后，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的译制片，还有在南池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像《雁南飞》、《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的每个剧目都看了。为什么我要把这方面的投资都算在母亲上？因为我家的钱虽都来自父亲所挣的工资(他当时是行政12级，工资额算的)，可是钱却都由母亲支。父亲忙于他的工作，并且他有他的一个世界，他简直不怎么过问我的事。母亲全权办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好上，如同饭菜上那样“纵容”与“溺”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当然也颇杂芜)的文化滋养呢？

那时，经历过浮夸的“大跃”国家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的伙可想而知，油奇缺。母亲在家虽也渐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

不，母亲或许也喜，但那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显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她对我的那份，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