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林笑笑，说了句调侃话：“城里人说乡里人，没有饭吃，就吃面吧。”

别说关隐达现在没有纵，就是他有那心思，陶凡又岂是谁纵得了？陶凡天生是纵别人的。他的虎气是天生的。哪怕当初他只是副书记，他往地委会议室一坐，气度就不一样。自从他第一次开会坐了那张沙发，再也没人敢去坐。有一回例外，他的那张沙发让政法的副书记郭达坐了。他端着茶杯站了几秒钟，郭达上让了位。郭达开了玩笑，想替自己解除难堪：“我坐了陶书记的宝座了。”陶凡只作没听见，埋整理手的文件夹。

地委大院里级别的老太多了。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后来，那些剿匪功臣大多留下来了。又因为西州太穷了，难得业绩，上去的就少。外地又很少愿意来。很多南下享受着地厅级、副省级待遇，却只能终老西州了。不论谁当地委书记，他们首先得稳住老。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西州地区的老工作年年被评为省里先，外地老局看着羡慕，却不知这中间有多少无可奈何。老们自己无职无权，可他们的老领导、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他们没别的能耐，至少可以让你难受。这些老人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正是发脾气的时候。

陶凡任地委书记这年，西州没什么大事。这年，总像要事的样，却终究还算太平。为着那些异兆，西州的百姓白心了。

二

“不要改良了。全砍掉，另外栽吧。”陶凡说。

陶凡说：“最好是观赏桃，不要望着它结桃。”

地委领导见着陈永栋办公楼了，都会装着不知，守在办公室里绝不门。他们甚至不会声说话，只埋看文件。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望着陈永栋拖着长辫走办公楼，消失在下坡的阶梯上。他们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

老人总是独自在院里走过，或扛着剑，或提着菜篮。从没见他买过鸭鱼，菜篮里永远只见蔬菜。每月十二号上午，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见老人去了，便会放下手的事，赶把老人的工资发了。老人接过钱，细细数过一遍，然后几张最新的票揣在手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贴袋里。不财务室有多闹，老人都是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然后半闭着睛门去。老人一门，财务室里的人就吐，封着嘴笑。

陶凡说：“请示我什么？我没房住，就嚷着要建楼？”

陶凡说：“就没有办法想？”

陶凡刚来西州，在招待所里住了几个月。没房住，正好碰着上面禁止建设楼堂馆所。张兆林很为难，请示陶凡。陶凡说：“我住招待所很好，天天有人换被，吃饭也是现成的。”

陶凡不想照惯例，只是在老工作会议上讲讲话，表示自己如何关心老同志。他排了个时间表

随便吴明贤怎么说，关隐达只是敷衍过去。他觉得吴明贤年纪也不小了，好歹也是地委领导，还是这么不老成？吴明贤说的这些话，都是应该咽落肚里去的，他却全说了来。偏偏还找陶凡的秘书来说。关隐达心想自己幸好不是臣，不然吴明贤就死定了。吴明贤却是使劲儿近乎，还送给他一本书，日本人写的，叫《纵上司术》。关隐达只看了书名，就不太自在。心想这吴明贤说不定心术不正。回去翻了几页，就没了兴趣。书中讲的无非是公司里的人际艺术，翻译者哗众取，了个吓人的书名。吴明贤只怕是冲着书名，以为到本官场宝典。这本书只是在关隐达的枕下压了几天，就被他丢掉了。

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径直去地委办，找支书记了党费。支书记总会说：“陈老，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党费！您的党真！”只有这时候，陈永栋的脸上才会淡淡的笑容。却不说什么，又半闭上睛，转走了。

张兆林琢磨不透陶凡的意思，又说：“再不建新房，们真要住办公室了。建吗？地委不能带这个。”

围着关隐达转的人自然就多起来了。关隐达知，他同陶凡亲近起来，就因了书法的缘故。就像掌握了某官场秘笈，关隐达暗自有些得意。有回地委秘书长吴明贤请教关隐达：“老弟，陶书记对我们总没个好脸，对你却那么好。我摸不着脑啊。”

陶凡倒没有把陈永栋想像得多么可怕。自己同他没有宿怨，他平白无故不会发难的。就怕有人找岔儿，去调唆他。老们肚里通常都埋着无名火，谁去一拨，就会燃起来。陶凡当上地委书记后，免不了也要过老关。他要了份老名单，逐个儿琢磨。看看他们的资历，真叫人肃然起敬。很多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陶凡忽然有些慨，心想这些老人都是枪下捡回的命，要让他们好好活着。他们想发脾气，就让他们发发脾气吧。

老人住的是六十年代的地委领导房，三室一厅，七十多平米。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地委领导早搬了四室两厅的新房，老人就是不肯搬。他住的是一楼，窗帘长年垂着，门也总是闭着。就是夜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没听谁说过那屋。

“桃树？”张兆林有些吃惊。

张兆林问：“仍栽柑桔？”

张兆林还在犯疑惑，陶凡又说话了：“地委领导没房住，在山上搭个平房，总算不过分吧。”

张兆林忙说：“伍书记意思，是听听各位书记意见，想个办法。机关多年没建宿舍了，住房得不得了。但是地委机关一动土，各门都要跟着上。大家都建，影响就不好，说不定就会成为全省的典型。”

关隐达后来才知，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西州剿匪时，他是个连长。民间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什么生擒匪首活阎王啦，什么智取匪巢金界啦。很多别人的事迹，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上。剿匪那会儿，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小孩哭着，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上就钻妈妈怀里大气都不敢了。西州情况太复杂了，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他就被留下来。虽然只是个连长，却当上了地委书记。当时他老婆孩仍在山东老家的农村里。他一个人住单宿舍，敲着钵吃堂，过了好多年。后来省委领导反复工作，他才同意把老婆孩迁来西州。却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家里人都生气，不太理他。前几年老婆死了，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家人几十年都闷着气，既不了城，又不想正经当农民，所以总是受穷，就越发怨他，没把他当亲人。他却是越老越古怪，家人都把他当神经病。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的。隐约记得有年，很长时间不见他了，几乎把他忘记了。他突然在机关里了面，就留着长辫了。

陶凡却没有笑，只：“我不是同你开玩笑。招待所后面的山，空在那里什么？山上的柑桔树又值得了几个钱？在上面建些平房，地委领导去住。”

我科长，就叫隐达吧。”

陶凡说：“不要指望院里的果树能有多少收成。就栽桃树吧。”

张兆林说：“我向伍书记汇报过这事。伍书记意思，让我请示一下您。”

陶凡早就知陈永栋这个人了。说来也怪，都几年了，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他。陶凡的脑里，陈永栋只像一个传说，神秘得不可思议。老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时，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刘家厚说：“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说起话来天摇地动。”陶凡不明白，问：“何以天摇地动？”刘家厚说：“陈老在老中间很有威信，大家都信他的。好几位地委书记，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老是党的财富，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他们有意见，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关键是要多联系，多沟通，争取老同志的支持和谅解。”

这是个危险话题。关隐达忙玩笑：“吴秘书长说笑话了。陶书记只是把我当小孩，笑笑也行，骂几句也行。对你们领导就不一样了，那是谈正经事，自然要一本正经了。”

张兆林答：“只怕是个办法。山上的柑桔品也老化了，要改良。”

刘平却持要叫关科长，也就由他去了。

陶凡说：“不建楼，建平房吧。”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看了陶凡对关隐达的重。他们不明白。严厉得几乎有些冷酷的陶凡，惟独对关隐达很是随和。有时候，陶凡正同关隐达有说有笑的，下面的儿汇报工作来了，陶凡的脸立即就冷了。人们便断定，关隐达前程无量。

每天清晨，关隐达起来跑步，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的老人舞剑。什么年了，还有留长辫的？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偷偷儿注意过老人。老人的辫灰白的，梳得不怎么规整，像是胡搓成的草绳。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宛若仙人。晨练的老人很多，他们见面会致意。或是边运动边聊天。只有这位长辫老人，总是半闭着，不搭理任何人。也没人去打扰他。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无人近前。

只两三个月工夫，二十来栋平房就建起来了。满山的柑桔树全砍掉了，改栽了桃树。山疏朗多了，添了些画卷气象。那些平房因山势而错落，散布开来，虽格局相同，却并不显得单调。

官场人说话蓄，比方说谁有个，多半是说他脾气坏。西州上上下下都知张兆林是个有个的人。原先他只是个秘书长，很多门和县市领导都畏惧他三分。下面有意见，说他架比地委书记都要大。牢背地里发，当面还得服服贴贴。谁也不明白，张兆林又不会吃人，大家为什么怕他。地委其他领导对张兆林都很客气，并不仅仅把他当作大内总。张兆林在书记们面前也没有太监相，俨然就是地委领导。秘书长得如此威风，在西州历史上从没见过。有个机密后来让个别人知了，原来张兆林同伍全是相多年的把兄弟。这个机密让小消息一传，似乎并不让张兆林的形象打折扣，他的份量反而更重了。张兆林看上去却是很平和的，他只要不真的生气，总是微笑着。有人背后就叫他笑面虎。俗话说，就怕笑面虎，吃人不吐骨。但万都是相生相克的，张兆林在陶凡面前很是恭敬。陶凡对张兆林却没什么特别礼遇，照样黑着脸。张兆林一次见着陶凡的批示，笑着说：“陶书记的字真漂亮。”陶凡没接腔，只：“你去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