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得晚些。怕我扭住他不让走。走的当日，特意带着我去看电影《一江向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兴奋万分。看到电影里的好人受气受苦，我又泪不止，完全忘记了边的人和事。等了电影院，竟发现父亲没有了。我嚎啕大哭，跌坐于地，谁劝都不行了。

果然——10月22日民盟总被特务包围。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翦伯赞转移香港。

《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一文，说的是北宋末年发生在京城汴梁的一次太学生运动。那时，金兵南下，包围了汴梁。宋钦宗准备投降，罢斥主战派李纲。二月初五，即京都被围的第29日，陈东率太学生和京城居民十万余人拜伏于阙，向皇帝上书要求革除佞，起用主战派李纲。钦宗迫于压力，恢复了李纲等人的职务，金兵撤退——-翦伯赞在分析了这场古代学运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之后，写：“学生在请愿的当时，总算平安度过，但当时的权并没有忘记昨天的仇恨。当请愿队伍解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付学生…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结局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此后，不断发生迫害太学生的事情，陈东被杀。

母亲向淑婉努努嘴。原来绷着脸的她笑着问：“小愚，我放在厨房的锅，是不是你偷吃了呀？”

“你说，是不是偷吃了！”母亲的追问，比淑婉的声音严厉多了。

怀旧事之际，上海已是一片白恐怖，民主人士成为迫害目标。据说单在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二千多人被杀，六万人列黑名单。危险似乎比死亡还要可怕。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负责人杜斌丞遇害的消息传来，父亲彻夜无眠。他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立即命令母亲把我和终日关在家中，不准门。经验老到的父亲，一向认为：在中国，步是滴滴的，艰辛又缓慢；但要倒退起来，那肯定比坐飞机还要快了。别说是百姓，脑聪慧的知识分也多被搞得措手不及。

我，泪就了来。

一天，母亲叫我到她和父亲的卧室去。门，就见淑婉坐在藤椅上。平时的她总是笑眯眯的，今天的脸上怎么一丝笑容也没有了？——锅！忽然想到了锅，那万恶的锅，害得我去偷吃它！还没开审，我的脸就红了。

全家大笑。

我人小肚大。一天到晚，总有饥饿，跑到厨房去翻，什么也没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偷偷溜到翦家的厨房。哈！居然让我发现一笸箩的锅。锅又又冷，可我瞧着它就要。用手掰了一小块儿，嘴里——天哪！又香又脆，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又掰，再掰，反复地掰，且越掰越大。后来，索就拿一整块了。再后来，就几块几块地拿。这样，我每天都要溜到翦家的厨房去，看看有没有锅。如有，就必偷，必吃。

应该说，翦伯赞从重庆的半山新村起步，长期周旋于民盟、中共之间，成为一个统战手。也就从这里开始，他既要徘徊于历史科学的殿堂，又要穿梭于现实政治的庙廊，且于同一时刻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圈。为靠拢、联络中国的名、士、贤达、俊杰一起抗日并对付老蒋，当时的中共要的就是像翦伯赞这复合式、应用的级人才。但对翦伯赞而言，为史家而心系革命或者说心为史家而系革命，无论判定为前者还是断定为后者，其格的复杂，也就此注定。其未来命运，也就此注定。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歧，学术和政治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分歧和冲突或许还难以凸显，可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年月，翦伯赞则无时无刻不在味这分歧和冲突了，随即也陷了不可排遣、更不可抵御的思想矛盾和现实挤压之中。我觉得，共产党对中国文化学术圈的思想渗透，对中国思想文化英的政治梳理，是从陪都重庆开始的。而这渗透与梳理，既通过中共的直接宣传以及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的直接面行，也是靠翦伯赞等统战手以“细无声”的方式来作。

“好文章呀！”父亲读后，连声称赞。

在中共南方局的运筹下，翦伯赞和父亲在这一年乘船离开香港。

母亲厉声再问：“你为什么要去偷吃别人家的东西？”

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三十八人。民盟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九人组成代表团。父亲与罗隆基两人是宪法草案组成员，他还担任国民大会组成员。在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工作量大，要动脑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条和中共的联络渠。于是，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席政协的顾问。此议立即获得通过，在1月10日给他发了聘书[5]。

等我再见到翦伯赞夫妇的时候，已是在1949年的北京了。两家均住在北京饭店的二层。我家住214号房间，是间；翦氏夫妇住201号房间，是单间。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去了上海，住愚园路联安坊（现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府所在地）。翦伯赞一家，先去南京，后到上海，住愚园路中实新邨。因国共内战爆发，政治形势张，章翦两家虽同住一条路，但不能像在重庆那样朝夕相、随意走动了。

父母在半山新村过着又穷又忙的日，哪里顾得上和我，常常是白天把我俩放在红薯地里。饿了，俩人就用手挖红薯吃。一直呆到天黑，望着通向公路的石阶，泪汪汪地等着，等着。时近黄昏，躯瘦弱、面带倦的母亲现在远。我立刻举着沾满泥的手，哭个不歇。

“我饿，翦伯母的锅又太好吃。”说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当然明哪！你想呀，他从前批判那些不问政治，专心学术的人，

“好吃，好吃，我还要偷吃！”我这样嚷嚷着，一扎到她的怀里。

淑婉，我的翦伯母，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母亲的圈也是红红的。

5月8日，翦伯赞在香港《华商报》举办“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了题为《拥护新政协的召开》的发言，席的民主人士和有声望的文化人多达数十人。这是中共香港工委展开新政协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你为什么说他明呢？”母亲有些不解。

1947年——1948年，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英数百人，云集香港。我们一家先住柯士甸，后搬至胜利。翦伯赞先住在山林，后迁居尖沙咀防海。一到香港，他即与胡绳会面，接上组织关系。在继续统战工作的同时，他在香港达德学院讲授中国历史，并兼任《文汇报》“史地周刊”的主编。父亲到了香港的等大事，就是为恢复民盟而忙碌，几乎天天不见人影。那时的我，了培正中学（兼设小学）的一名学生。

翦伯赞刚安顿下来，即让吴晗陪同，拜访北京大学的向达[6]，俞平伯，辅仁大学的余嘉锡等著名学者、教授。这是礼节拜访，彼此客客气气。但父亲说：“这是老翦的明之。”

翦伯赞与妻宿于斗室，朴素简单，而工作却是千万绪。作为中共党员，翦伯赞和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秘密活动，传达党的指示，执行党的任务。作为史学家，在坐黄包车到大学授课的同时，继续写著《中国史纲》。1946年夏，他任大孚版公司总编辑，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二集。他撰文继续批判胡适，发表《正在泛滥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文。对北平一些注重考证、潜心学问的老史学家也作了批判，提在今天的形势下“研究与运动不可偏废”即要把学术研究和反内战、反独裁、反老蒋的政治运动密地结合起来。不知别人怎样看待他，而双重份的翦伯赞是必须这样去，一心二用。年行半百，发半白。忙，穷，累，病，他都齐了。

天气更冷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也偷偷去了香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号》中，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召开新政协，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我站她跟前，羞得抬不起。

1947年中国学生对社会动局势的关注和参与，成为一以学为形式的斗争势态。4月，翦伯赞和张志让、周谷城、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名教授发起成立“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5月初，他在父亲创办的《现代新闻》第一次座谈会上，以《现阶段的民主运动》为题了发言（后载于该刊）。正在这个时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二○”血案，国民党政府使用暴力，对付请愿游行的学生。义愤填膺的翦伯赞连续写《学平议》、《为学生辩诬》、《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三篇文章。

淑婉见到我，劈脸即问：“小愚，我家的锅好不好吃呀？”

文章登在7月1日版的《大学月刊》上。刊一，夏康农就赶忙拿着它跑到联安坊，叫父亲先睹为快。

翦伯赞最后是这样总结的：“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已经是八百年前的历史，但二月五日却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纪念的一个日，陈东“也是八百年前的人，但是这个人也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人。”

5月5日，民革的李济、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的叙、王绍鏊，农工的彭泽民，致公的陈其尤，救国会的李章达，以及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合致电泽东，表示拥护“号”里的号召，共商建国大计。月光斟满了志士的酒杯，诗请激着文人的怀。他们已然望见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