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假供如此编造，一方面是要隐瞒真相，以免在风声鹤唳、十九闭的江宁城中，激大；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洗刷新贻的名誉，用心不为不苦，无奈不易为人置信。所以钦差张之万与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京，清议大哗，要求

张之万在路上还了个笑话。他是漕标陆两兵的营勇保护了去的，终朝闷在船舱中，不敢面。有天傍晚，船泊瓜洲，红蓼白，风景绝佳。张之万闷了好几天，忽然想上岸走走。闲眺了一会，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又怕此时恰恰遇到刺客，便由漕标参将，带领两百亲兵，提刀持枪，团团将茅厕围住。田野中，正在收割稻的老百姓，不知了何事，奔走相告，惊惶万分。细一打听，才知是“保护漕帅张大人恭”笑话就此传了开去，而风鹤之惊为何如，亦就不难想像了。

其时疆臣如安徽巡抚英翰，京官如给事中王书瑞，都为新贻不平，纷纷上奏，或则曰：“请严诘主使之人，以遏诡谋”；或则曰：“请添派亲信大臣，彻底究”否则“疆臣且人人自危”意在言外，都认为此案别有内幕。

明知所供不实，但要取实供，却很困难。因为“三木之下”固然“无求不得”但藩司梅启照及江宁府、江宁、上元两县心里无不雪亮，此时不知有多少人望能杀张汶祥灭，如果一动了刑，正好授人以隙，狱卒动了手脚，报个“刑伤过重，瘐毙狱中”不但责任甚重，而且也对不起新贻。因此曾受新贻知遇的臬司孙衣言，一力主刑讯，而始终未为梅启照所接受。

疑。刺是否于李朝斌的主谋，虽不可知，但为湘军一致决定的制裁行动，亦确凿无疑。此只看江宁将军魁玉，于案发后飞奏朝，立即决定由直督曾国藩回任，即可想见情势之严重，非“老帅”坐镇，不足以了残局。

此外还有证据，可以说明刺为湘军询谋佥同的一致决定。当凶手既逮，先发首府及江宁、上元两县审问，张汶祥以预先想好的诬蔑新贻贪卖友的一说词作供。两县令及首府相顾惊愕，竟不敢录供。

到得江宁，张之万才知自魁玉以下，地方大员分成两派，除了孙衣言之外，新贻的营务总办候补袁保庆，亦主严办。袁保庆为袁甲三的胞侄，袁世凯的叔父，对新贻不仅有知遇之，事实上平日抓散兵游勇，都由袁保庆下令执行，因而对新贻的被刺，别有一份歉疚，亟盼能够审真相，为新贻报了仇，也略减他的内疚。

接着另有一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张之万虽为状元，素无作为，而且胆极小，他是漕督，自然知“漕帮”与太湖师营中的哨官、勇丁，关系密切。倘或遵旨办理，颇有成为新贻第二的可能。为此，一直拖延着不肯启程，无奈朝旨督，江宁将军魁玉又来护驾，拖无可拖，只好着动。

除此以外，都主张息事宁人。这一派的主张，最后终于占了上风。

着该督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

魁玉与梅启照的主意是，为张汶祥编造一假供，说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捕治浙东海盗，伏法者多为张汶祥的好友，以张汶祥到宁波开小押当为生，适逢新贻告示严禁重利盘剥，查禁小押当，生计顿绝。再则张汶祥之妻背夫潜逃，人虽追回，衣已为夫带走，呈控告，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不准。以此结怨，乃下手行刺。

于是朝旨指派漕连总督张之万查办。上谕是一严命：